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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装卸“临时工”中暑身亡,赔偿问题难解决
供稿:      2019-12-17

按语:本学期,18级本科新闻和17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必修课,20199月开始由陈红梅老师主讲。国庆节后,同学们进行新闻采写综合练习,陆续提交课程作业。经补充采访修改完善后,任课老师将挑选一部分优秀作业,不定期刊发。 

 

快递装卸“临时工”中暑身亡,赔偿问题难解决

2019年8月27日,天气网历史数据显示,上海闵行区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据家属回忆,当日下午在位于闵行区三鲁公路2199号的顺丰公司内,郭高良因长时间从事搬运工作中暑晕倒,并在9月18日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南院因救治无效逝世。近2个月来,家属一直在上海就郭高良死亡的赔偿问题对顺丰公司进行抗议和谈判。10月30日,家属和岳杨劳务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协议由顺丰公司担保。目前,家属正就赔偿协议规定配合顺丰和岳杨劳务公司进行工伤认定申请。

 


(三鲁公路2199号的顺丰公司门外)

 

10月10日下午15时18分,一网名为“九月白日吖”的网友在微博发帖陈述了郭高良于顺丰公司中暑昏迷并在一个月内救治无效死亡的经过。帖子指责顺丰公司存在延误救治和推脱责任的行为,并指出郭高良“在闷热的集装箱中连续工作6个小时”。经记者确认“九月白日吖”即是郭高良的姐姐郭喜艳。当日晚18时43分,“顺丰官方客服”在帖子下留言称就帖子反映的问题已经私信家属。截至目前帖子被转发164次,评论144次。家属称,截止到10月10日发帖为止,顺丰并没有人出面道歉或对此事做出解释。

 

郭高良在装卸岗位上中暑晕倒,后因热射病身亡

记者于10月14日对家属进行了采访,得知郭高良为郭家长子,也是家中这一代唯一的男丁。当时,老父亲郭传印和郭高良的三个姐姐郭艳慈、郭艳梅、郭喜艳分别从北京、河南等地来到上海已经47天了。

8月27日晚十二点左右,家属接到闵行区杜行派出所的电话通知,郭高良已经昏迷入院。当晚,郭高良在上海工作的的表哥知情后立即赶往医院,发现昏迷的郭高良独自被搁置在医院大厅中,当时并没有顺丰或岳杨劳务公司的相关人员在场。后来,家属于8月28日起由北京、苏州、郑州等地陆续赶到医院。直至8月29日,家属凑齐十万余元的治疗费用,郭高良得以进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家属转述接诊医生的话说,医院接诊时的简单抢救是不够的,必须进入重症监护室才有“希望”。8月27日至8月29日这三天,郭高良的病情被延误,这严重影响了对郭高良病情的救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开具的死亡记录显示,郭高良入院日期为2019年8月29日,入院情况上写着“因昏迷三天入院”。

 


(郭高良的居民医学死亡证明书)

9月18日3时05分,郭高良于医院内去世。据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他的死是因为热射病导致的多器官综合性障碍和消化道出血。根据国家卫健委权威医疗科普项目网络传播平台对热射病的解释,热射病是指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热射病在中暑的分级中就是重症中暑,是一种致命性疾病,病死率高。

在微博的帖子中,家属指责公司相关人员在郭高良晕倒时并没有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拨打120求救,反而先叫来了警察。火箭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胡桃红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射病病死率与高热持续时间密切相关,超过3小时就会导致严重后果。症状严重者应迅速送到有血液净化治疗条件的重症医学科进行治疗。据家属陈述,郭高良当日下午于公司晕倒,当晚上家属赶到后他才得到更为系统的救治,直到8月29日上午八点才进入重症监护室。从10月20日到目前,记者曾四次致电顺丰公司以及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确认此事,在被拒绝一次之后,电话再也没有接通。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调解中心涉访调解部部长顾玉娟告诉记者,根据先前浦江镇人民调解中心发送给他们的报告以及当地公安机关的调查反馈,快递装卸工在顺丰公司内一般是由若干工人站在车内外,通过一个接一个人用手传递货物的方式来进行装卸作业的。当时郭高良的岗位的确在一个六米长的集装箱车内,并且他确实在集装箱内连续工作了三个小时。虽然人民调解中心了解的情况和家属所说“连续劳作六个小时”有所出入,但郭高良当日确实存在在高温潮湿的集装箱内连续劳作的情况。

 

家属不愿直接进行工伤鉴定,索赔之路漫长而艰难

     根据家属的说法,当事人郭高良并非是顺丰的正式员工,而是和上海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当时郭高良是第一天上班,并被派到位于闵行区三鲁公路2199号的顺丰公司内从事物资搬运工作并当日于下午在公司内中暑。家属所请律师丁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当时郭高良并没有和岳杨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也没有缴纳郭高良社会保险。在10月14日的采访中郭艳梅告诉记者,岳杨直到9月24日才为郭高良补缴社会保险,随后她向记者出示了盖有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网上专用章的社保缴费证明,上面写着“2019年9月9日,视同缴费”。此时距离郭高良热射病发病晕倒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

     顺丰公司认为,郭高良既然和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责任应当全部由岳杨承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岳杨劳务有限公司并没有和顺丰公司形成直接的劳务派遣或项目外包合同。上海市闵行区人民调解中心涉访调解部部长顾玉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确认了此事。她是此次纠纷的主要调解员。她说9月3日左右,浦江镇的相关政府机构曾对此事做出过调查,与顺丰公司签订项目外包合同的并非上海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而是浙江俊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然而遗憾的是,顾玉娟并没能向记者透露是哪一政府机关进行了此项调查。对此,记者在“天眼查”app上搜索了两公司的相关信息,发现上海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和浙江俊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和主要管理人员都为岳喜林和陈丽二人。岳喜林分别任上海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和浙江俊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分别占有两公司99%和90%的股权,而陈丽任两公司监事并分别占有1%和10%的股权。

     郭喜艳告诉记者说:“我们都是农村人,不晓得什么岳杨公司俊宇公司,我只认得我弟弟是在顺丰出事的。”9月5日,家属凑到的十万元已经用尽,无法继续维系重症监护室的费用。他们来到了位于华南路555号的顺丰公司上海总部。家属回忆道,当时是一位女接待员说是可以帮他们向单位领导转达他们的诉求,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顺丰公司却并没有和他们取得联系。上海岳杨劳务公司和顺丰公司一直保持沉默,直到9月10日家属来到位于闵行区三鲁公路的顺丰公司门口举横幅抗议。9月10日抗议当天,顺丰总部的领导以及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的老板岳喜林都到达了现场,岳喜林承认当事人郭高良和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他却拒绝垫付家属提出的十万元医药费,他提出让家属先进行工伤鉴定后再谈论赔偿事宜。后来经杜行派出所民警调解,其表示愿意先拿出3万元给家属。其实,根据家属提供的发票和医院明细费用汇总清单,3万元人民币只能维系两三天的治疗费用。后来家属多次来到位于三鲁公路的顺丰公司抗议。从9月10日至郭高良死亡前,家属收到金额分别为3万、2万、5万的三次汇款。而这10万元中的未使用的2万6千元最后被原路退回。9月18日,郭高良病危死亡,家属再次来到位于三鲁公路的顺丰公司,这次他们是来为郭高良“讨说法”的。杜行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表示,直至9月21日。他们已经为家属在顺丰公司门口拉横幅抗议出警十多次了。家属声称21日当天,杜行派出所的五十多位民警协警于三鲁公路顺丰公司门口对家属进行了控制,并于派出所内删除了在场十多位家属手机中的所有数据。郭喜艳向记者展示了被刷机后手机屏幕的照片,并向记者出示了上海公安局闵行分局开具的解除拘役证明书。证明书上写着,郭艳慈等人因扰乱单位秩序案件被拘留5日,至9月26日因“期限届满”解除拘留。



(家属提供的解除拘留证明)

10月17日,家属来到位于青浦区华南路555号的顺丰总部抗议。记者于当日早晨7时40分到达现场,当时,顺丰总部门口停留了2辆大巴,2辆小型客车和1辆面包车,现场聚集了许多身穿黄色、红色和蓝色马甲的人。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他们就是各个劳务公司派遣来顺丰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马甲是为了和其他劳务公司的人区分开来,也便于区分顺丰自己的员工和派遣员工。记者还得知,这些工人很多自己都不清楚公司是否为自己缴纳社会保险,他们称自己为“临时工”。他们通过各自所属的劳务公司,被派往各种需要工人的地方从事临时性,简单性的工作,短则一天,长则数个月。一位工人向记者反映其劳务公司还没有向其支付昨天的工资,他表示并不愿意透露公司的名字和自己的姓名,记者留意到他身穿蓝色背心,胸前印着英文大写的“AGE”字样。当日,记者没能拿到这些工人的联系方式,工人们都称他们的手机已经被劳务公司没收了。

当日8时,家属在顺丰公司西侧的一处绿化草坪集合,郭喜艳嘱咐郭传印、郭艳慈、郭艳梅三人说“行动”的时候要理智,只站十分钟,目标是要求顺丰的领导出来对话。8时32分,家属四人携带着郭高良的遗像和写着“冤”字的白色横幅和一份“情况说明”站在了顺丰公司的正门口。当时正值产业园区上班的时间,不到十分钟,现场便聚拢了四五十多名围观群众和十余位安保人员。围观的人当中许多便是刚刚在顺丰公司门口集合等待上工的派遣工人。当日9时左右,一位身着西装的人从顺丰公司内走了出来。他自称在顺丰内“还算说得上话”,家属和他一起进入了顺丰公司内部。然而,家属反映当日在顺丰公司内的谈话并不愉快。次日,家属、顺丰公司和岳杨劳务公司于闵行区司法局进行了谈判。家属反映,在谈判桌前,顺丰的代表很少说话,而岳杨的主张仍是让家属先进行工伤认定。



(10月17日家属于顺丰总部东门前)

据百度百科权威词条,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顾玉娟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现行的一次性工亡补偿金的标准为78万6千元人民币,家属如果想要在此金额的基础上和用人单位进行谈判,进行工伤认定是必要的,否则企业没有必要赔这么多钱。然而,对于家属来说,工伤认定在心理上是一道十分难过的坎,因为进行工伤认定就要进行尸检,对于这种检查,家属说他们无法接受。”

另外,家属方律师丁先生向记者分析了直接进行工伤鉴定的法律风险。“首先工伤鉴定一般走流程就要3到6个月,这对异地维权的家属来说会造成巨大的成本,并且如果工伤鉴定成功的话,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很可能会不服上诉,这种官司甚至会拖到三年之久,以家属目前的经济情况来说,他们显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样漫长的法律诉讼。如果工伤鉴定失败,家属也要不服上诉,而且工伤鉴定失败的话,后面反而变数更多。总之直接进行工伤认定家属需要负担很大的时间成本和法律风险。”

一位不愿透露具体身份的高校法学院副教授告诉记者,“直接申请工伤认定将使家属直接承担法律风险,因为工伤认定可能失败。如果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由于温度过高导致中暑存在不被认定为工作原因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并且退一步来讲,如果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规定进行认定的话,郭高良的情况并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的规定。最大的可能性是家属通过将郭高良的热射病成功认定为职业病来实现工伤鉴定,然而热射病影响因素既有环境因素也和每个人的体质有关,认定起来较为复杂。”

据顾玉娟回忆。在僵局中,丁律师提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他说郭高良的死亡是一场三方都不愿看到的意外,然而事情所造成的风险不能全由家属来承担。丁律师建议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和顺丰速运先和家属签订赔偿协议,家属再配合进行工伤鉴定。然而,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表示,以公司目前的运营状况无法一次性拿出家属要求的96万元整的赔偿金额。后来,经过人民调解中心的积极协调,顺丰同意为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的赔款提供担保。人民调解中心也同意帮助搭建第三方平台对一次性支付的赔款金额进行托管,这解决了顺丰的出账难题。2019年10月30日,三方终于达成了赔偿协议。根据协议,岳杨和顺丰先凑齐96万元整打入人民调解中心的第三方托管账户,然后郭高良亲属配合企业完成工伤鉴定手续,不论工伤鉴定是否成功,96万元的赔款将会分两次汇入郭高良父亲郭传印的指定银行账户。如果工伤鉴定成功,郭高良家属则要将由社保基金支付的工伤保险赔款汇到岳杨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的账户上。

此时,郭高良的家属来到上海已经64天了。




(赔偿协议文件)


12月10日,记者对郭艳梅进行了采访得知,郭高良死亡证明书上的“热射病”已经被认定为职业病,并且第一笔赔款50万元整已经汇到其父亲郭传印的账户上。然而,职业病鉴定结果出来并不等同于工伤鉴定成功,郭高良工伤鉴定的“程序”还没走完。

当日,在死亡80天后,郭高良的遗体在闵行区殡仪馆进行火化,家属也踏上了往河南老家的归途。

此时,郭高良的家属在上海已经度过了104个日夜。

                                        

                                        18新闻 曹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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