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知名学者学术讲座”|陈力丹:习近平论坚持党性原则与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讲座
供稿:      2019-04-26

424日下午13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力丹老师,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知名学者学术讲座”的嘉宾,在传播学院212学术报告厅与师生们分享了对于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与看法。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海波主持了本次讲座,院长吕新雨教授作致谢辞。


陈力丹教授

在讲座的开始,陈力丹教授向大家推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读的原著和一手资料,提醒大家要选择研究考证性的马克思恩格斯传记作为研究资料,不然很容易出现知识性错误。他列举了央视《马克思》记录片中的错误,如将马克思在《莱恩报》的任职时间误写为十八个月,而实际该报存在时间仅为十五个月。陈力丹教授还谈到了他当年研究《莱恩报》时的困难,唯一能拿到的资料是从俄文翻译来的中译本,花体德文也很难识别。“到目前为止,研究《新莱恩报》的中文论文都仅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该报的文章,几乎没有根据原文研究的文章。”陈教授希望对于这个研究党报人民性最早也是最经典的案例做深入的研究,不仅分析文章内容,更要分析其版面排列、广告分布等问题。

陈力丹教授以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发表的讲话为例,开始了对于习近平新闻思想的讲述。他认为,在这篇1.5万字的讲话中,导语“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事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六个词组,实际阐释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两个要点:坚持党性与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这种新闻观在2016年的讲话中又一次重申,还加入了一个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他先从坚持党性这一原则的由来讲起。出版物的党性,最早是由列宁提出。这个概念来自于俄文,直译为党的观念,当时的译者可能认为加上“性”字可以表达形容词名词化后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因此,这样的翻译思路也就约定俗成,就形成了一系列“××性”的翻译现象。列宁在1903年针对当时分散在各地的党小组随意发表意见开展活动,与党的决策纲领相违背的情况,指出“要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两年后,列宁再次提出,在观念上,党的出版物是党事业的一部分,并使用了“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强调“写作不能整齐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

关于党性在今天媒体的表现,陈力丹教授举了几个反面例子。2016年,从地方报纸到凤凰卫视,将一篇题为《红歌当情歌唱了210天 她唤醒“植物人”丈夫》当作正面新闻报道了多遍,至今还能在谷歌上搜到14800条记录。在2013年,新华网和四大门户网站搜狐、新浪、网易和腾讯首页显著位置48小时刊登了文章《中国若动荡 只会比苏联更惨》,毫无依据地称“俄罗斯已经变成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二三流国家了。”陈教授借此谈到了作者和传媒在国际关系全局中的作用:“作者和传媒不能没有国际关系全局的把握,在传媒的显著位置发表这种文章,外界理所当然会联系到中国形象,并给我国外交事务制造事端,造成我国在外交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于坚持党性原则的新闻价值观,陈力丹教授还引用了习近平2016年的讲话,“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再一次强调党媒姓党这一根本原则。

对于党性和人民性关系这一历史问题,陈力丹教授引用了习近平在2013年的讲话,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解决了30多年来“党性和人民性”不能并提的问题。在关于党性的解释中,强调宣传党中央的精神,要求宣传中央的部署和形式判断。《人民日报》2013年的评论员文章写到:“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这一理念,陈教授引用习近平的讲话“要有政治家的头脑,政治家的眼光和政治智慧,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他认为,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传媒的责任。因此,记者和编辑必须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感,懂得党中央的理论路线,懂得全党服从中央、局部服从全局的道理。

关于媒体对大局把握的问题,陈力丹老师借用了习近平的讲话“做好舆论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效、度”。他认为对于偶发事件的长时间高密度报道,可能会让人产生错觉。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及时引导舆论。如果报道不及时,就会在社会上引发流言蜚语;而一些需要静待观察的问题,抢先报道就可能造成被动;被坚决反对的问题却含糊其辞的报道,也会产生误解。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相当的思想政治素质、大局意识和业务水平。2016年,习近平对于时、效、度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时,就是时机、节奏;度,就是力度、分寸;效,就是效果、实效。”

陈力丹用2000年的乌鲁木齐爆炸案说明新闻报道抓住时机的重要性:“当时新华社处理得很好,晚上七点钟发生的事故,第二天凌晨五点抢先报道,说明是事故,不是‘疆独’,后来全世界关于此事的调子基本都是我方的论调。”作为对比,他又列举了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认为当时的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不接受记者采访,并且不许媒体报道的做法导致了港台记者的胡乱猜测,最终也使猜疑性报道先声夺人。跟严重的是,台湾方面借此断绝了与大陆的一切交往,演变成一起两岸关系的政治事件。除此之外,陈老师又用央视《欢乐中国》一家十个女儿只为要儿子的例子来说明节目新闻没有大局意识的危害:“17年第三个孩子仍然属于超生,如此180度大转弯的宣传,及其网络意见的反弹,没有从全国政策的转变的大局出发考虑传播效果。”对于《5个娃4个进清华北大 这家庭获奖30万》这种看似正面宣传的新闻,陈力丹教授指出,记者和编辑没有从党工作全局把握新闻事实的定位,再度引发舆论的反弹。对于央视直播糯康死刑和地方“公审公判”的事件,他认为这不仅违反中国法律,这种做法也是与其他废除死刑国家的理念对抗,不利于在国际社会里中国的良好形象。陈力丹教授引用《新京报》的评论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即便是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死刑也应该有必要的人格底线。”

针对前段时间媒体沸沸扬扬报道的贸易战,陈力丹教授借用了习近平特使刘鹤的应对方式来说明问题。刘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中国媒体拿阴谋论看待中美关系,干扰中美关系向好大局。对于网络上“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标题党文章,陈力丹指出,这些“雄文”的共性,一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量。造成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狂妄的误区,后果时社会陷入细腻碎片化、思想程序化的认知闭环,并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素材。陈力丹教授引用习近平2018年的讲话形容这种现象为“低级红,高级黑”,并列举了基因编辑婴儿、“丐帮”党支部、红歌《习总书记恩情永不忘》和新婚之夜抄党章的报道的案例,引用中央政法委公号的文章,谴责这种行为是“穿着‘红’和‘高级’的政治正确迷彩衣,绑架‘政治大词’当护身符,用正义的动机掩盖逻辑、方法和手段的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