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也有996?三友沙龙对华尔街叙事中资本与权力进行探讨
供稿:      2019-06-01

华尔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真的如想象一样,在全世界的中心过着人人羡艳的生活?北京时间52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三友传播学术沙龙,邀请来自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贾文娟,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带来了对《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的分享与评议,并与华东师范大学师生一起,对华尔街叙事中的资本与权力进行了探讨。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曹思洁首先对本书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曹思洁认为,作者在《清算》一书中展现了华尔街特有的工作不稳定性和高薪酬特点,以及银行家们认为自己是经济体中最优秀、最聪明、最有价值的劳动者。在这一高度社会化的过程中,催生出了一种交易决策中将短期“收益”视作理所当然的特殊利己主义文化。这种由华尔街创造并培育的特殊文化系统,不仅被强加给了美国企业,而且也成为华尔街自身的基本特征,作用于其自身。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生曹思洁


股东价值与金融资本主义

贾文娟认为理解本书的一个重要切入口是股东价值。以往认为,在西方商业社会中,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下,公司治理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股东价值”概念的一个重要性,可以说是人们为解决该问题找到了一个话语立足点,即所有权者利益优先。当然,即便后续讨论也会提出诸如剩余控制权、股权分布等深入问题,但很难否认,这种理念是理解今天诸多组织现象的支点。《清算》告诉我们,在投行的操作下,股价不再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客观反应,而是通过各种策略“做高”的结果,可想而知,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也随之而来。

上海大学社会学讲师贾文娟

贾文娟认为《清算》的作者描述华尔街工作群体,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从上世纪前叶的管理资本主义时期,企业从劳动者身上谋求剩余价值;发展到中叶的福利资本主义时期,企业强调再分配的力量和企业社会责任;而上世界末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通过资本配置提升股价已成为核心。“大家需要意识到时代变迁对我们的社会所具有的整体性。例如,如果说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更为迅速的、但风险更大的资本配置方案,那么今天的‘裁员’还等同于以前的‘失业’吗?”她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引入的“清算”概念极为重要。传统的“裁员”概念背后隐含了失业带来的恐慌情绪与不稳定感,但“清算”是一种以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为特征的聪明文化。经理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操作方式让股价迅速上涨,使股东获得短期的高额利润,但后续的结果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当华尔街完全习惯了裁员,清算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那是华尔街文化。”她补充道,“但普通企业和民众很难适应。”

当谈论中国股市融资价值是否大于投资价值时,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甘莅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股市建立初期时的参与者都是受益的,个人赚到了钱,企业也融到了资,解决了生存问题。他着重强调了对财富的见解:“关键在于你如何定义财富的概念。我认为财富的首要基础是人的劳动。市场的形成在这方面是具有促进作用的,它激发了人的劳动,同时也刺激了资源要素的流动。”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甘莅豪


清算的全球化与中国清算文化

清算的理念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通过资本流动与金融手段,曾给拉美、东欧等地区带来了深刻影响。但贾文娟联想国内的现状时表示,中国虽然意识到自己已然栖身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中,但对于华尔街的“清算”文化存在一定警惕。比如在国企改革中,虽然“股东价值”原则要求实现股东利益,但因为国企的股东是国家,而国家要对人民负责,所以国有资产的兼并重组是一个极为审慎的工作,“清算”国企工人更难以接受。

来自传播学院的夏冰青老师也赞同这一观点。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劳动问题的她表示,原先自己更多是从个体角度解读劳动问题,这本书给她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提供了启发意义。她认为华尔街投行文化,能否套用到中国是值得商榷的。在美国具有主体性的市场在中国却不尽然。因此这是两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碰撞。而这种碰撞目前正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地域层面的碰撞,如目前部分非洲地区正是这两种力量角逐的重要场域。另一方面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空间也在延续着这两种力量的角逐。

谈到清算文化,甘莅豪认为这在某种层面上有着积极作用。当人们并不担心裁员,而是将裁员这一事实,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出击,可以促进社会的流动。“社会接受清算文化后,人们不再担心裁员,而是裁员后立刻能找到工作,这样也能推动社会人员的流动,听起来也不错嘛。这样来看,清算作为一种文化也是可以引入的。”

夏冰青补充说,清算文化目前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体现最为明显,例如国内互联网工作的高薪、极压和不稳定的特点。而互联网从业者们也已经对跳槽和裁员为典型代表的清算文化习以为常。从这一角度来说,目前国内的互联网行业与书中所说的华尔街清算文化已是十分接近。


田野调查的革新和伦理探讨

在自由讨论环节,有人提问本书方法论是否对其他学科具有启发意义。贾文娟着重强调本书田野调查的特别之处——通过民族志的方式呈现和解释当权者政治学。她认为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往往是相对边缘的地方性社会,本书则聚焦了全球金融领域的当权者。她说:“研究的难点在于,华尔街投行经理人本身已经形成了十分成熟和强大的话语逻辑,所以研究者需要跳出其观点之外来看他们的文化。”

甘莅豪坦言开始是带着猎奇心态阅读本书,希望了解